2025年菲律賓選舉觀察報告

撰文：公督盟國際部實習生 李其恩

前言

2025年5月12日，菲律賓舉行了全國性的期中選舉，這是菲國今年要舉行的三次重大選舉中的第一場選舉。在這「超級選舉年」中，五月的期中選舉有6900萬註冊選民參與、並重新選出超過18,000個地方和國家民代與公職，這無疑是對菲律賓民主制度壓力測試。

此次期中選舉的核心，必須從2022年講起，現任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與副總統莎拉·杜特蒂（Sara Duterte）兩個政治家族在2022年總統選舉時合作，創造了所謂的UniTeam，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順利取得執政權。但在到期中選舉的三年間兩個政治領導意見逐漸分歧，後來轉變為激烈的對立政爭；從莎拉因為公開威脅行刺小馬可仕而促成的的彈劾審判，到她的父親羅德里戈·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因在反毒政策下引起大量侵犯人權而被國際刑事法院逮捕，小馬可仕總統逐步削弱了杜特蒂家族的地位。

（圖片來源：wikipedia）

莎拉的彈劾案在選舉前已經通過了眾議院的審議，接下來只要獲得參議院2/3同意票，彈劾審判就會成立，期中選舉改選了24個參議員席位中12個席次，而結果顯示出杜特蒂陣線的表現相當地強勢。小馬可仕支持的候選人名單（Alyansa）贏得了6個席位，而杜特蒂陣營(DuterTen)雖拿下5個席位，但都是在12個排名席次中的前段班，這其中包括小馬可仕的妹妹艾美·馬可仕（Imee Marcos），她在羅德里戈·杜特蒂被逮捕後，決定離開了她哥哥的陣線，透露出小馬可仕陣營的不穩。儘管被羈押，老杜特蒂仍在其家族據點達沃市競選市長，並獲得了勝利。

從以上選舉結果圖表可以看出，菲國國會選舉中真正重要的是他們政治人物的政治同盟與連結而非政黨立場。眾議院選舉結果（右圖）顯示出許多小黨林立之情況，一方面這是菲國政黨票規範而促成的結果，另一方面則顯示出菲國政治政黨色彩零碎且不鮮明，菲國的國會多數陣線與少數陣線的分別往往都無法以政黨來判定，許多時候同一政黨的議員會出現在多少數兩邊，有時甚至在競選時會與彼此競爭，但若要以黨派分析，Lakas–CMD與PFP兩個小馬可仕陣線的政黨獲得加總130席的好成績，在菲國眾議院總共317席中，仍需要與其他黨派合作才得達到多數所需的159席。反觀參議院的選舉結果（左圖），用馬可仕派系跟杜特地派系來分別，可見明顯的區域立場分立，也可以快速了解到地方勢力的政治結構大致上是向哪個政治派系靠攏，參議員的投票採全額連計投票制（Plurality at large/plurality block voting），從排名來看，馬可仕陣線當選的6位候選人中有5位是排在倒數6名中，可見杜特蒂陣線候選人在南部選區獲勝的幅度相對大，而在北部的得票幅度則相對較少。

整體來說，選舉結果預示著接下來一場激烈的參議院審判，莎拉只需要9票不同意就能免受彈劾，如果莎拉在彈劾中倖存，她很可能會在接下來的總統大選對戰小馬可仕，重新奪回政府控制權，莎拉也在選舉結果定調不久，公開喊話想看到一場「浴血場景/Bloodbath」的參議院審判庭。

選舉觀察

（ANFREL 的長期觀選團隊，觀選員來自亞太各國，包括澳洲、泰國、緬甸、印尼、蒙古、斯里蘭卡、孟加拉、印度）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些是我在選舉日前兩週參加亞洲自由選舉網絡（ANFREL）長期選舉觀察任務之前所熟悉的議題。我對菲律賓的最初印象就是，它是台灣地理位置最鄰近的東南亞國家，並且跟我們一樣日益關切中國在亞太地區越來越有侵略性的問題。對我而言，馬可仕-杜特蒂的恩怨是一個攸關菲國是否會在小馬可仕領導下保持更親美立場，還是在杜特蒂重新掌權時回歸親中立場的問題。然而，我在當地的經歷告訴我一個相當不同的故事。

（培訓過程中安排了實作課程，官方提供了我們兩台電子計票機與模擬選票來讓我們體驗跟操作）

主辦方ANFREL首先在馬尼拉為我們10位來自不同國家的長期觀選員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密集培訓，培訓內容先是讓我們熟悉菲律賓的選舉制度與法規、政治環境、與科技應用，再來我們必須學習如何採訪不同的人士，ANFREL有一系列的主要觀察目標跟指標，我們的訪談內容也固然需要構思好，以便在有限時間內快速獲得所需的資訊，像是選民對特定選舉規範的認知、或是選務人員對於投票日當天流程的熟悉度、或是候選人對選舉法規的觀感。

由於菲國人口密集但島嶼分散，從2008便引進電子化機器計票的選舉科技，由於技術限制，菲國多年倚賴外國公司Smartmatic來經營，但由於2024年有一場收賄風波，這次2025的選舉替換了科技公司，是首次由韓國Miru Systems科技公司經營，我們的訓練也帶我們實際操作這次新引進的選舉機器，並詳細了解操作的流程還有上傳計票結果的機制。

（採訪Western Visayas偏鄉原主民社區）

我的任務帶我到西維薩亞斯地區的三個城市，在12天的停留期間，我採訪了數百名選民、集會參與者、公民團體、選務人員、候選人和其他利害關係人。當我問及有關選舉的一系列問題時，他們中沒有一個人主動提到對馬可仕-杜特蒂衝突的任何擔憂或想法，甚至許多人對此毫無概念。這點與台灣這種國家政治鮮明的政治環境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台灣，大多數選民對國家政治都有一定的認知或意見，尤其是談到兩岸關係更是如此，反觀菲律賓的選民，即便他們的投票率比台灣還要來的高（平均大約80%），高參與度卻沒有反映出相對的高政治認知。

我從選民那裡學到的是，他們真正關切的是地方問題。他們在乎的是候選人承諾的福利計畫、候選人的社交媒體人氣、與最重要的：誰付最多錢買他們的選票。

（採訪Bacolod市區中的里長 / Barangay Captain）

這裡是菲律賓寡頭政治問題的根源，買票問題不僅是制度性的，也是文化性的。許多人特別期待選舉，正是因為他們知道選舉就是有錢拿的時候，他們甚至會稱賄選買票的錢為「選舉資金」和「退稅」，這些用語透露了他們文化上把買票行為視為一種合法償還的合理交換。

這種買票的文化，賦予地方精英和既有在位者，資源較少的反對黨派候選人難以超越的優勢，菲律賓享有相當自由的選舉環境，但我發現在政治世家和富有的知名商人主導的地區，選舉卻是相當不公平的。除了我自己的觀察，分配到其他地區的同僚們報告了有組織的民兵對選民進行暴力、威脅和脅迫的事件。

（採訪Iloilo省區域選與委員會主任）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交談過的在乎的選民都感到失望和麻木，但還是有許多人相信改變是可能的，這其中包括我訪談過的選舉委員會（COMELEC）官員。他們理解要法辦非法買票非常困難，還有要改變如此深植於文化中的事物是不能自上而下來進行。因此，在我訪問期間，我看到非政府組織、青年領袖和一些反對派候選人大力推動這一個新觀念：「拿他們的錢、保持沉默、但投給你真的想投的候選人」。

（投票日當天，在每一個投票所都會有PPCRV的年輕志工在幫忙支援選民諮詢的服務，凸顯教會組織在推動菲國民主化的民間力量）

在這個政治文化運動中，我發現了一個令我有些感動的特點。就像台灣長老教會在我們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責任投票教區牧靈委員會（PPCRV）」（一個天主教會附屬的非政府組織）在教育選民和推廣這些訊息方面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他們透過與地方教會的連結與整合，有辦法在全國上下、各省分城市推動民主化的工作，像是與學校舉辦研討會教育年輕選民、或是經營廣播電台、甚至召集志工在選舉日當天為每一個投票站提供諮詢台的人力協助，可見PPCRV與其他公民社會一直在努力為菲律賓選舉帶來更多的透明度與更好的民主素養。

訪談的經驗告訴我，人們信任COMELEC管理選舉，然而，他們不信任政治人物會公平競爭。這不僅僅是買票問題，我採訪的一位選民因為在社交媒體上支持反對派候選人而被撤銷獎學金，這種問題被稱為政府資源之濫用/AGR：從使用公器私用如開政府車輛做競選等小事，到向政治盟友分配豐厚合約等酬庸大事都有。雖然COMELEC展現了確保這次選舉誠信的強烈意圖，但地方官員受到人手不足和繁重行政程序的阻礙，無法完全執行許多旨在抑制不公平競選行為的規定。

反思與觀感

儘管我在那裡的時間很短，我發現自己欽佩菲律賓選民對更好民主的意志，選民沒有奢侈與餘裕去考慮地緣政治甚至國家政治，因為民主選舉的許多基本要素仍然缺乏。不可否認的是，政治世家的主導地位已經制度化，政黨綱領從屬於政治利益和聯盟，然而，我也看到許多努力用於向選民傳達「有更好的選擇」以及民主「能夠」更好的訊息。

我訪問的城市之一羅哈斯市，看到反對派擊敗了一個自1950年代以來就存在的家族王朝候選人。

在分析認識一個國家政治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會把它簡化成政治人物權力競逐、殖民留下來的結構和國家利益等簡單易懂的事物。台灣的觀點，在媒體上往往看到的菲律賓，是一個被馬可仕和杜特蒂等大政治家族控制的脆弱民主國家。觀察2025年期中選舉，我清楚看到這種觀點是多麼有限，儘管菲國制度問題上確實存在許多法治方面問題，但同時我也看到了公私領域之間的有效與積極合作，我看到了一個努力設想更好政治前景和更好民主未來的社會。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CCW）與台灣國際參與

與亞洲自由選舉網絡（ANFREL）及其選舉監察工作的連結是一次令人感到謙卑的經驗，作為公督盟的實習生，我對政治的認識是基於台灣這種政黨認同和政策分歧明確的政治制度。這次國際合作讓我得以協助強化亞太地區更好的民主規範，此外，也讓我們反思台灣政治視為理所當然的更廣泛議題，例如選民登記、競選規則執行，以及投票計票系統的現代化。

雖然在任務期間沒有足夠時間與其他長期觀察員（LTO）深入交談，但我進行的幾次間歇性討論都極具啟發性。我與LENTE人員的一次談話是關於他們想要學習和複製公督盟的立委評鑑系統。他們向我指出了三個關鍵的困境，首先是缺乏處理菲律賓國會兩院大量資訊的能力和專業知識；其次，國會會議文件缺乏透明度，阻礙了他們蒐集資料的能力；最後，菲國的公民社會對國會監督的關注和認知並不一致，這使得推廣公民參與評估過程變得困難。

那次對話突顯了公督盟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在該地區相當獨特，我覺得公督盟與其夥伴國會監督組織（PMO）之間更密切的合作關係可以幫助發展這些能力。

具體而言，可以進行專門的短期交流工作坊計畫，安排一到兩名公督盟的專員走訪問夥伴組織，用一到兩週的時間，與夥伴組織學習並了解當地的歷史人文背景和政治環境，公督盟專員便可進而提供詳細且結構化的建議，設計出符合當地需求的評鑑系統。

以菲律賓為例，我認為評鑑的指標可以已「追蹤議員政治家族世襲程度」，或「評析簡化議員政治陣線之轉變」（特別是他們如何管理立法提案和地方福利計畫）的評估系統，這方面的資料會比較符合在地選民在乎的議題，也能讓選民擁有更有完整的資訊做出投票決定。

反思此次選舉觀察的經驗，台灣在參與國際選舉觀察時，也應特別注意選舉規範以外「政治文化」等結構上的狀況，在菲國即便是那些積極推廣選舉應清廉公平的人，也會因為家庭等社群關係而拿到賄選金，有些時候候選人為了規避法規，就會在選舉期間開始前攏絡地方里長或區長，台灣的政治環境對議題立場的熱絡有時候反而成了我的盲點，在觀察的時後才逐漸學會放下，專注在聆聽。選舉觀察一方面是對制度跟在權者的監督，另一方面則是民主思維的交流，民主的樣態非常多元，而且相當需要彈性的調整來符合每個地方的特色，「選舉觀察」所觀察的不只是一個國家的制度與政治，更是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