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五年後薪資做實驗，你敢不敢？─談自由經濟示範區

5月29日，公督盟邀請到台大經濟系林向愷教授，在生態綠主講「自由經濟示範區」。

1987年國民黨政府宣布解嚴，在政府與民間之間互信仍薄弱的狀況之下，台灣開始民主化、自由化──自由化在台灣意味著解除管制、法令鬆綁。
 

一、「民主化」與「自由化」的背景

（一）林向愷教授認為，在「民主化」的脈絡下，社會運動的能量得以釋放，台灣人平均薪資所得上升、企業須承擔以往未擔負起的責任。面臨成本上升壓力，企業主要有兩種選擇：（1）壓低成本、（2）創造利潤。

選擇壓低成本的企業，往往會到環境、勞工、財稅等法規更寬鬆、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譬如東南亞或中國。由於這樣的策略人人都會做，也沒有太高的技術門檻，所以激烈競爭之下，長期來說往往無利潤可言；與此同時，選擇技術創新、創造利潤，才能保有較獨特的競爭力，正是民主化的壓力促使國內企業轉型升級。

（二）接著，林向愷教授切入正題，說明──「自由化」的驅動，如何使台灣流失經濟發展的動能與競爭力：

※ 從上表可知，台商投資中國比重持續上升，國內投資率每下愈況

二、「自由開放」對台灣經濟的衝擊

廠商選擇投資中國，使台灣資金與技術外移。一旦廠商外移，也會帶走大量技術人才，這些技術人才也是台灣民間消費的主力，使台灣民間消費與投資減少，台灣經濟發展受挫；海外生產比重越高，台灣的技術優勢也越難維持。

由於廠商外移，台灣失去大量工作機會，因此毋須引進勞工就發生了跨國勞動替代，亦即中國勞工取代台灣勞工，新的工作機會增加得少、舊的工作機會卻大量失去，使台灣人民實質薪資所得停滯。

※ 從上表可知，台商投資中國比重持續上升，國內失業率隨之升高。

短期來說，在中國台商向台灣購買機器設備，榮景一時；長期下來中企取代台企，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趨緩。

※ 從上表可知，由於跨國勞動替代，GDP與製造業平均薪資不再同步上升。

※ 從上表可知，由於消費主力外移，內需下降，GDP與薪資所得不再同步上升。

※ 原本作為經濟成長主力的民間最終消費，因為消費、投資主力外移而越趨蕭條，過度仰賴出口（中國）。

海外生產比重上升，使得政府稅賦基礎流失，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也趨下降；同時，海外生產比重愈高，對後進國家投資取代國內投資愈多──上述因素造成2000年後，經濟成長過度依賴出口（中國）。

三、檢視「自由經濟示範區」內涵

（一）自由化、國際化：台灣哪有自由化、國際化不足的地方，為什麼不能在其他地方試行？

（二）前瞻性：政府尚未選定任何具體前瞻企業，顯見該政策是「政治」凌駕「科學基礎」。

（三）示範效果：政策內涵宣稱──若有正面綜效，則可推廣全國、擴大適用；如果有負面綜效，則能藉此理解相關衝擊─然而以經濟這麼動態、因地而異的狀況，豈可以偏概全？再者，負面衝擊難道不應該事先評估嗎？

（四）發展重點：

1. 智慧運籌：台灣製造業已外移，中國可以直接運輸到他國，為何需要台灣來「智慧運籌」？
2. 國際醫療：台灣健保制度下醫療體系須服務大量病人，醫護人員工作過勞、超時、醫療資源相對缺乏，要從哪再募集頂尖醫療團隊進入自由經濟示範區？
3. 農業加值：當初台灣入世（WTO），農業所受衝擊雖大，但因台灣與外國飲食習慣差異較大，影響有限。如今若開放中國農產品來台，(1)台農產品可能遭受劇烈衝擊；(2)中國農產加工品恐毀台灣國際商譽。（相關政策規定農產加工品10％可內銷台灣）
4. 產業合作：台灣廠商技術優勢大於中國，若開放中資可以肯定核心技術將遭奪取。諸多前車之鑒歷歷在目。
5. 以韓國雙龍汽車為例，上海汽車集團於2004年收購其49％股份，2005年1月完成股權交割手續，擁有51.33股份。當時上海汽車集團宣稱不會撤資、會維持勞工既有權益。結果在金融風暴之前，上海汽車集團已將各廠複製回中國生產，取得技術。2009年上海汽車集團開始撤資，之前多項承諾最後均跳票。

四、結語

蕭萬長從1993年前後（經建會主委）、1997年（行政院長）到2008迄今（副總統），便開始作為重要的經濟議題舵手，影響著台灣經濟發展至今。台灣的經濟發展思維始終是一種古老的意識形態──過分迷信自由放任。

政府忽視其扮演角色應有的能動性，將一切問題歸於大環境、期待外人協助，相當不切實際；採取壓低成本的代工模式，而非亟思創新方法，鼓勵、協助民間力量，導致台灣發展停滯。

除此之外，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心理上一直有恐懼與疙瘩，故欲引進中國勢力，扭轉統治階層居於劣勢的狀況。

經濟學家Albert Hirschman於50年代曾說：「沒有經貿自主，就沒有國家主權。」我們應當保持警覺、監督政府與國會，避免這種結局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