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五年後薪資做實驗,你敢不敢?─談自由經濟示範區

文章類型 國會評論
發布時間 2019.11.22, AT 12:16 PM

5月29日,公督盟邀請到台大經濟系林向愷教授,在生態綠主講「自由經濟示範區」。

1987年國民黨政府宣布解嚴,在政府與民間之間互信仍薄弱的狀況之下,台灣開始民主化、自由化──自由化在台灣意味著解除管制、法令鬆綁。
 

一、「民主化」與「自由化」的背景

(一)林向愷教授認為,在「民主化」的脈絡下,社會運動的能量得以釋放,台灣人平均薪資所得上升、企業須承擔以往未擔負起的責任。面臨成本上升壓力,企業主要有兩種選擇:(1)壓低成本、(2)創造利潤。

選擇壓低成本的企業,往往會到環境、勞工、財稅等法規更寬鬆、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譬如東南亞或中國。由於這樣的策略人人都會做,也沒有太高的技術門檻,所以激烈競爭之下,長期來說往往無利潤可言;與此同時,選擇技術創新、創造利潤,才能保有較獨特的競爭力,正是民主化的壓力促使國內企業轉型升級。

(二)接著,林向愷教授切入正題,說明──「自由化」的驅動,如何使台灣流失經濟發展的動能與競爭力:

※ 從上表可知,台商投資中國比重持續上升,國內投資率每下愈況

 

二、「自由開放」對台灣經濟的衝擊

廠商選擇投資中國,使台灣資金與技術外移。一旦廠商外移,也會帶走大量技術人才,這些技術人才也是台灣民間消費的主力,使台灣民間消費與投資減少,台灣經濟發展受挫;海外生產比重越高,台灣的技術優勢也越難維持。

由於廠商外移,台灣失去大量工作機會,因此毋須引進勞工就發生了跨國勞動替代,亦即中國勞工取代台灣勞工,新的工作機會增加得少、舊的工作機會卻大量失去,使台灣人民實質薪資所得停滯。

※ 從上表可知,台商投資中國比重持續上升,國內失業率隨之升高。

 

短期來說,在中國台商向台灣購買機器設備,榮景一時;長期下來中企取代台企,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趨緩。

※ 從上表可知,由於跨國勞動替代,GDP與製造業平均薪資不再同步上升。

※ 從上表可知,由於消費主力外移,內需下降,GDP與薪資所得不再同步上升。

※ 原本作為經濟成長主力的民間最終消費,因為消費、投資主力外移而越趨蕭條,過度仰賴出口(中國)。

 

海外生產比重上升,使得政府稅賦基礎流失,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也趨下降;同時,海外生產比重愈高,對後進國家投資取代國內投資愈多──上述因素造成2000年後,經濟成長過度依賴出口(中國)。

 

三、檢視「自由經濟示範區」內涵

(一)自由化、國際化:台灣哪有自由化、國際化不足的地方,為什麼不能在其他地方試行?

(二)前瞻性:政府尚未選定任何具體前瞻企業,顯見該政策是「政治」凌駕「科學基礎」。

(三)示範效果:政策內涵宣稱──若有正面綜效,則可推廣全國、擴大適用;如果有負面綜效,則能藉此理解相關衝擊─然而以經濟這麼動態、因地而異的狀況,豈可以偏概全?再者,負面衝擊難道不應該事先評估嗎?

(四)發展重點:

  1. 智慧運籌:台灣製造業已外移,中國可以直接運輸到他國,為何需要台灣來「智慧運籌」?
  2. 國際醫療:台灣健保制度下醫療體系須服務大量病人,醫護人員工作過勞、超時、醫療資源相對缺乏,要從哪再募集頂尖醫療團隊進入自由經濟示範區?
  3. 農業加值:當初台灣入世(WTO),農業所受衝擊雖大,但因台灣與外國飲食習慣差異較大,影響有限。如今若開放中國農產品來台,(1)台農產品可能遭受劇烈衝擊;(2)中國農產加工品恐毀台灣國際商譽。(相關政策規定農產加工品10%可內銷台灣)
  4. 產業合作:台灣廠商技術優勢大於中國,若開放中資可以肯定核心技術將遭奪取。諸多前車之鑒歷歷在目。
  5. 以韓國雙龍汽車為例,上海汽車集團於2004年收購其49%股份,2005年1月完成股權交割手續,擁有51.33股份。當時上海汽車集團宣稱不會撤資、會維持勞工既有權益。結果在金融風暴之前,上海汽車集團已將各廠複製回中國生產,取得技術。2009年上海汽車集團開始撤資,之前多項承諾最後均跳票。

 

四、結語

蕭萬長從1993年前後(經建會主委)、1997年(行政院長)到2008迄今(副總統),便開始作為重要的經濟議題舵手,影響著台灣經濟發展至今。台灣的經濟發展思維始終是一種古老的意識形態──過分迷信自由放任。

政府忽視其扮演角色應有的能動性,將一切問題歸於大環境、期待外人協助,相當不切實際;採取壓低成本的代工模式,而非亟思創新方法,鼓勵、協助民間力量,導致台灣發展停滯。

除此之外,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心理上一直有恐懼與疙瘩,故欲引進中國勢力,扭轉統治階層居於劣勢的狀況。

經濟學家Albert Hirschman於50年代曾說:「沒有經貿自主,就沒有國家主權。」我們應當保持警覺、監督政府與國會,避免這種結局發生。